伟大的遵义会议形成的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坚定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主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却，党的领导人没有张皇失措，红军队伍没有散，而是坚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并积极寻找正确道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党和红军坚定信念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的始终坚定执着，有力地诠释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保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号召。会后，在崇高理想指引下，党和红军凭着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敢于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军事斗争，敢于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生存斗争，敢于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政治斗争，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成功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胜利到达了陕北。

坚持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长征初期，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的行军和作战的机动性以及突破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付出惨重的代价，最为重要的是主力作战部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也为后来长征途中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供了历史和现实基础。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那样：“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总的来说，遵义会议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是党的历史上“中国事中国人做主”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批判了错误，纠正了路线，调整了组织。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时在没有共产国际的任何暗示和要求下撤销了“三人团”这一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的最高指挥机构，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地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局面。

团结统一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命运所系。遵义会议是一次真正的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会议，是党团结统一的成功典范。会上，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他们团结起来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此外，遵义会议的会风得以改变，以往的错误做法得以纠正。会上，一方面正确意见得以吸收、采纳和使用，另一方面反对意见不会受到压制、打击或攻击。政见不同者、曾犯错误者得到足够的尊重、理解和对待。其间两条路线的交锋，始终是在正常的党内民主和团结统一氛围下进行的。与会多数人员针对“左”倾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给予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但并未将其“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当作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帮助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虽然其间也曾有过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但采取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搞个人人身攻击，都是围绕中国革命大局、立足革命发展长远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被批评者也有一定的团结作风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