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集合做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

在我为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军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过去了解过的。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里德，信任里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事情，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19路军事变时觉得里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的我知道的不多。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俩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博古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是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他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来说，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给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