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原名秦邦宪，遵义会议时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期间，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辩护者，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会上，博古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认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紧接着，张闻天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反报告”，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张闻天的报告，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措辞激烈，逻辑严谨，震惊了会场。博古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这个“反报告”震得目瞪口呆。他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了麻。

在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认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并明确表示应该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接着，张闻天也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出席遵义会议的参会者中，除了凯丰、李德外，都言辞激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地声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以上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顺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在这首诗前两句中，博古心情十分痛苦和委屈。想到自己忠实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内心充满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凄凉。这也是遵义会议上博古思想上不通、不接受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原因。而在诗中的后两句，他已将个人命运抛至脑后，心忧党和红军安危，关注中国革命命运。在感到自己已经难以胜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重任的时刻，他真心盼望红军能够出现“青天”，在此生死存亡关头转危为安，走出困境。这首诗，体现了博古作为遵义会议挨批者的伤感和祈盼，表达了他身处“四面楚歌”的真情实感和心忧革命的可贵品质。

遵义会议后，虽然博古一时思想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交出了“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他不计个人得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和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支持中央的北进计划，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